它要实现的目标是天地人一体所包含的一元存在发展观，把本和体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创意。

例如，我们看到花是红的，但我们没有注意到花也是香的，甚至我们没有注意到花的红有各种不同的色调，引发不同的想象，能导向不同的感情反应。因此，我把《孟子》七篇看成是中国经典诠释的另一个标志，《孟子》和《论语》几乎同等重要，也因此都是对经典诠释最好的范例。

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，具体的经验基本上是体现横向的意义的延伸和深化，使一个意义更为深刻，或导向另外一个意义。孔子所说的 天下归仁 以及《论语》所说的 仁以为己任，以及在《论语》中任何关于 仁 的说法，都构成一套对 仁 的系统的存在与价值构建。这种发挥德性的能力就是性之所在，是以命为基础的。孟子反对墨家，也体现了他的洞见，他认为墨子主张兼爱天下是无父也，因为这违反人伦的基本感情。他主张仁义，认为虽然国家有大小，但大国不必去征服小国。

因此可以结论，中国诠释学既包含本体诠释学，也包含经典文本创化论，甚至可以延伸到其他诸子百家，以及历代中国哲学文本。他的诠释思维有这样一个特点，就是以《诗》《书》为诠释的典范，透过实际的仁政洞见，集合了《诗》《书》的含义，同时也把《诗》《书》的含义用来框架他的伦理四端之说。夏侯玄《时事议》云：互相形检，孰能相失。

至于纯粹之名学，则所罕见。刘邵分别品目，大较不出于此，均自谓本于儒教也（书中引儒义尚多，兹不赘）。《论衡·定贤篇》云：世人之检。曰神姿高彻，神理隽彻，神矜可爱，神锋太，精神渊箸。

黄晋二人本轻薄子，而得致高名，并一时操品题人物之权，则知东汉士人，名实未必相符也。此乃三度，谓出于仲尼之三等也。

荀粲好道家言，赞泰初为一时之杰。总上所言，刘邵、王弼所陈君德虽同，而其发挥则殊异，《人物志》言君德中庸，仅用为知人任官之本，《老子注》言君德无名，乃证解其形上学说，故邵以名家见知，而弼则为玄学之秀也。察人物彰其用，始于名目。《效难篇》曰：名犹（疑由字）口进，而实从事退。

（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注曰：名实，名家也。然名学既见重，故亦兼有述作。嘏善名理，而粲尚玄远。应詹上疏谓元康时乃以玄虚弘放为夷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。

因其亦总论理则，故可称为形名家言。盖适性任官，治道之本。

合观上文，嘏所善谈者名理。神之征显于目（邵曰：征神见貌，情发于目），蒋济作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。

夫依言知人，世之共信。和洽谓魏武帝曰：立教观俗，贵处中庸，为可继也。而刘邵主都官考课之议，作七十二条及《说略》一篇，则《人物志》之辅翼也。因是一方须明言辞与义理之关系，而后识鉴，乃有准则。又曰：名由众退，而实从事章。刘邵叙列人物首为圣人，有中庸至德。

然成大业者尤须明多于胆，高祖是也（参看嵇康《明胆论》）。《抱朴子》云：校同异以备虚饰。

次为兼材，以德为目（伊尹、吕望又如颜子）。魏文帝重法术，明帝奖经术，形名家言通于二家亦甚流行于世。

《隋志》名家类著录之书除先秦古籍二种共三卷外，有：《士操》一卷，魏文帝撰。然世之论者，恒因观人有谬，名实多乖，而疑因名选士之不可用。

皆辨小大，与《人物志·材能篇》所论者同（持义则异）。就政治说，君德配天，上应天道。其原理与刘邵所据者同也。然《昌言》曰：天下之士有三可贱。

其可陈述者凡二点：（甲）刘邵论君德，本道家言。汉末政论家首称崔寔、仲长统。

欲求其适宜，乃不能不辨大小与同异。应詹上疏，称正始与元康、永嘉之风不同。

亦无名，故将得道，莫若守朴。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，尚德以劝庶几之论，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，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，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（应作依，名见《九征篇》，依《全三国文》据宋本作伪）似之难保。

名士所究心者为政治人伦。王符《潜夫论》主张考绩，谓为太平之基。《后汉纪》卷三袁论首段可参看），任名分而恰如分际（故三十二章注曰：过此以往，将争锥刀之末），则可以成天功而跻于至治也（《列子》注引夏侯玄语，疑亦可如上解，兹不赘）。若臣不称其职，则请就黜退，陛下宜还。

刘邵之书，集当世识鉴之术。魏代名家本采纳黄老之说，《尹文子》所陈与钟会之《道论》想大体不殊。

按名家以检形定名为宗而推之于制度人事，儒家本有正名之义，论名教者，必宪章周孔，故《人物志》自以为乃依圣人之训。其后亦流为司马懿辈，专运阴谋，狼顾狗偷，品格更下。

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。 三 《人物志》一书之价值如何，兹姑不论。